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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江广福场的红色记忆

 2010/10/26 14:24:31  来源:达州政府网  [发表评论]

  
  历史的脚步渐行渐远,昔日的刀光剑影已演进为今天的繁荣祥和,当年冲锋陷阵的勇士已或早或迟地长眠九泉。


  光芒四射的灯塔


  在大巴山脉向南延伸的丘陵体系之中,有一块其状如盆的地方,那就是开江县广福场,它的东边和南边,与重庆市所辖的万县、梁平、开县接壤,地处川渝结合部,在当年算得上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


  1927年9月中旬,广福来了个“算命先生”。这位“先生”1887年出生在宣汉清溪场,1920年5月加入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1923年组建四川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926年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拜见毛泽东,他就是王维舟。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维舟带着传播革命火种的历史使命,从武汉来到这个可以连接达(县)万(县)两地的乡场。


  王维舟是与他在万县一家客栈初次见面并结拜为兄弟的进步人士李介眉一起到广福的,并住在李介眉家里。白天,他到街上泡茶馆,通过“算命”去开导前来算命的穷人,晚间,则由李陪同串院坝,跟老乡“摆龙门阵”,发动群众。


  王维舟在广福场联系了他的学生曾敬孙。十年前曾敬孙在绥定联中读书,王维舟任军事教官,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曾敬孙后来参加办团务,想通过掌握武装来改良社会,当了广福乡团练大队长。这次重逢彼此都很高兴,谈得非常投机,从此曾敬孙跟随王维舟从事地下活动,还把王维舟接到家里住了一段时间。


  曾敬孙、李介眉陪同王维舟到大竹、梁平、垫江“联络感情”,策动了“杨(森)范(绍增)之战”。在战斗中,王维舟亲自指挥在任市乡消灭杨森一个连,又在甘棠乡消灭一个排,将缴获的枪支加以分配,拿了30多支带回广福。


  王维舟由曾敬孙、李介眉陪同,多次到广福小学秘密散发《中国青年》、《向导》等革命报刊,找进步教师谈话,培养了一批入党积极分子。


  1929年,王维舟与乔典丰共同研究决定,吸收了李介眉、蒋伯华、刘朗怀、曾宪章等十几人为地下党员。4月某日在广福小学召开党员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共广福特支,领导成员包括:书记乔典丰,组织委员蒋琼林,宣传委员曾亚光,军事委员曾敬孙,军事后勤主任李介眉。广福特支属中共梁山中心县委领导。这一天,还以李介眉过生日为名办了酒席,所有参会人员及站岗放哨的学生(都是后来成为王维舟夫人的马奎宣的结拜姐妹)都到李家赴宴,欢聚一堂,开怀畅饮,庆贺特支诞生。到年底特支已有20多名党员,1931年特支党员增加到38人。

 
  特支成立后,紧接着就组建起拥有30余人枪的“广福游击队”,并由曾敬孙率领驰援万源固军坝起义,地下党员利用走亲访友、行医采药、看相算命、卖唱说书以及打短工、拾狗粪等方式宣传发动群众,扩大了游击队伍。


  1929年底,王维舟秘密会见了唐在刚。家在广福的唐在刚1924年8月在北京工学院读书时就入了党,1928年3月被派往江西工作,先后担任赣东北省委书记、红十军政委等要职。此次秘密返家是为了变卖家产,用所得的钱去购买枪支,以保卫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他们在黄家院子畅谈了一个通宵,赣东北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成为谈话的主题,一个讲得绘声绘色头头是道,一个听得如痴如醉津津有味。接着,王维舟根据本地具体情况和革命斗争需要,重新做了工作部署,调整和扩大了特支领导班子,很快建立起广福乡苏维埃政府,乡农协会、妇协会、学生会也相继建立。特别是广福游击队的活动范围迅速扩大到长岭、新街、任市、靖安、甘棠等乡的大片农村,游击队员增加到千余人,编成四个分队分别在金银口、十八湾、杉树湾及书院一带活动。


  1931年夏,广福游击队奉命改编为川东游击军第二支队,乔典丰任支队长,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总指挥部也设在广福场李介眉家里。广福特支开展了“一人一枪”活动,不少党员变卖家产购买枪支,一些开明人士捐献武器,缴获土豪奸商的财物也用于换购枪支,第二支队长短枪总数增加到400多支。


  1931年秋,开江县国民党当局对广福特支的破坏迅速升级,中秋之夜即用三个营的兵力分头搜捕地下党人,特支通过争取上层人士、组织除恶队等多种手段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2年春,王维舟等安全转移。这年夏天,一百余人被捕并受到严刑拷打,陈有寿、郑鸿秩、曾宪章、李贤斌、李成林和张文成惨遭杀害。同时,作为革命摇篮的广福小学被县政府勒令停办,曾敬孙、曾亚光先后被捕入狱,革命转入低潮。


  1938年初曾亚光、曾敬孙出狱回乡,东山再起,重建广福特支。1943年曾敬孙通过上层活动当了广福乡长,1945年通过竞选再度担任乡长,以乡长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1947年重建广福游击武装,曾敬孙任司令员,有游击队员300多人,长短枪100余支,编成四个中队分散活动。1948年初达县驻军和保安大队纠集开江、梁平、万县地方民团赴广福“清乡”,两天内乱捕100余人,不少地下党员的家被洗劫一空,被捕游击队员尽管遭受酷刑却个个守口如瓶。


  广福特支犹如夜色茫茫的天空中一颗红星,好似浓雾漫漫的大海里的一座灯塔,给人带来光明、信心、勇气、力量……


  傲然挺立的青松


  广福乡地盘不大,但涌现出的英杰甚多。


  王维舟虽说老家不在广福场,但广福场算是他的第二故乡。他点燃了广福的革命火种,广福也为他提供了活动舞台。他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他在广福找到风雨同舟的终身伴侣,成了广福的“女婿”。1945年出席“七大”期间,毛泽东为他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评价极高。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西南区和中监委担任要职。


  唐在刚虽说主要活动空间在外地,但广福场是生他养他的故土。他1904年出生,1924年入党,1925年受命去湖南创建耒阳县委并担任县委书记,1928年3月他被派往赣东北,先后担任赣东北省委书记、红十军政委、闽浙赣军区司令员等要职。1935年7月5日,由于叛徒出卖,在苏源山区陷入重围虽英勇拼搏,但寡不敌众,后来他的驳壳枪只剩下三发子弹,便先打死两个敌人,再用最后的那颗子弹打进自己的胸膛。1939年毛泽东在给唐在刚烈士之父唐昌盛的信中写道:“唐在刚同志是我党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革命英勇献身,功勋卓著。”

 
  蒋琼林,1906年出生于广福乡,1928年毕业于成都美术专科学校,后回广福小学教书并担任校长。他从1929年冬起即任广福特支书记,为革命事业呕心沥血。1930年春,他带领300多名师生进行声势浩大的“春游”,历时半月之久,“游”了新街、任市、甘棠、长岭几乡,通过文艺演出和球赛等活动,为壮大党的力量做了广泛思想发动。在上千人参加的庆祝妇协成立大会上,他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宣传反对封建制度,提倡男女平等的主张。1932年他参加省委举办的培训后,冒着酷暑从成都步行到达县蒲家场,在梁达中心县委工作,开创宣(汉)达(县)城(口)万(源)特区。1933年5月,他被任命为川东游击军第三支队队长,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到万源同红四方面军总部取得联系,率队进入宣汉峰城截击廖雨辰溃军,接着又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歼敌八个团,11月2日,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33军,蒋琼林被任命为33军97师师长,次年初,蒋琼林正率部与刘湘军队在马渡关激战之际,张国焘借召开军事会议之名,将他召至巴中秘密杀害,一位年仅28岁的英才成了错误路线的牺牲品。


  乔典丰,1907年生于广福场,1928年5月在绥定联中读书时入党,同年秋毕业返乡,在广福小学当算术教员。1929年4月,担任广福特支首任书记,年底改任军事委员兼广福游击队队长,1931年夏任川东游击军第二支队支队长,为游击队的创建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还变卖家产买枪八支以解枪支短缺的燃眉之急。在广福特支和游击队伍遭受重创之后,他转移到开江前乡从事地下活动。1934年2月开江县委成立,乔典丰任军事委员,到永兴乡以务农兼经商为掩护,组织游击队伍,开展武装斗争。同年6月,时任县委书记思想动摇,心生歹意,不惜制造罪名,派人将乔典丰秘密枪杀,牺牲时年仅27岁。


  曾宪章,生于1911年,家住广福街道,中学毕业后在广福小学任教,他是广福特支最早的党员之一,1930年夏担任广福乡苏维埃副主席。1932年春特支主要领导成员赴成都参加培训后,由他负责特支的工作,面临严重的白色恐怖,他知难而上,迎接挑战,7月1日被捕后坚贞不屈,四天后英勇就义,年仅21岁。


  1904年生于广福乡苏家坡的曾亚光,在1929年春入党时的公开身份是广福小学校长,他一直是广福特支的宣传委员,川东游击军第二支队的指挥部就设在他家里,1932年春特支主要领导到省委培训班学习后,他与曾宪章一起主持特支工作。7月初反动当局派兵到广福“清剿”,他逃出虎口直奔成都找组织汇报情况,敌警便把他刚分娩的妻子投进监狱,出狱不久即身亡。他在成都工作期间不幸被捕,关押四年才获得释放。1938年初他回到广福,参与特支重建并担任书记,1948年初重建广福游武装,他任副政委兼参谋长,国民党当局重兵压境时他护送外地干部安全转移,并以贩卖山货为掩护到外地找党,后潜回广福准备组织力量迎接解放,被人出卖而遭逮捕,于1949年1月24日牺牲。


  1900年生于广福场的曾敬孙算是地下斗争时期的幸存者。他为广福特支和广福游击队的建立发展做了重要的贡献。1948年初他组织广福暴动失败后,被迫出走,逃到贵州贵筑县隐居,熬过近两年的艰苦岁月,组织当地群众迎接解放,后回到开江任副县长,1965年离休。


  李介眉也是一个幸存者,他于1932年底到宣汉参加了红军,解放后在云南工作,曾任省公安学校校长、省政府参事室主任。

 
  无论是慷慨就义的英烈,还是幸存下来的雄杰,都是生长在广福这块土地上的青松,他们不管是做擎天的柱还是做摇船的橹,都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蕴藏丰富的宝库


  在广福特支成立的当天,王维舟挥毫题写了“毓秀广福”四个大字,次日聘请工匠镌刻于广福寨南岩石上作为纪念,时至今日依然清晰可见。毓秀,即是孕育优秀的人才。广福,既是地名,又蕴涵广博之福或为广大群众造福的意思,在我们辽阔的祖国,广福场不过是个弹丸之地,但在当年却抚育了那么多的优秀人才,他们用火红的青春和滚烫的热血在为广大的群众谋取幸福,先辈们的理想信念、牺牲精神和人格魅力,应该值得我们反复学习。一个能涌现如此众多的英杰,它的秘密不是需要好好探寻吗?


  王维舟在1930年还题有“滴水涵清”四字刻在广福双河口一处石壁上,表达对下一代的厚望。蒋琼林任广福小学校长时曾对学生发出“训示”:“勤奋学习,庄重俭朴,敬长爱幼,睦邻守信,独立自尊,意志坚强,维护社会公益,肩负改造社会,为国家雪国耻,挽利权,完成国民革命。”曾敬孙1932年身陷囹圄后曾写诗自励:“丈夫志在救苍生,头颅可惜一掷轻。可耻最是叛道者,欲借鲜血染红缨。”先辈们的这些殷殷希望、谆谆教导、铮铮誓言,值得我们终生铭记,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扬光大。
 
 

【作者:曾显祖】【责任编辑: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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