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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芙康:达州走出的茅盾文学奖评委

 2010/11/14 16:45:07  来源:达州晚报  [发表评论]


  《文学自由谈》杂志社、《艺术家》杂志社两刊主编,天津市写作学会、天津市文艺理论学会两会会长;国务院专家津贴获得者;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委;曾获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发的“优秀编审工作奖”……


  任芙康的身上有太多闪亮的光环。但面对记者,他却谦虚低调地给自己作出“总结”:“走南闯北,履历平平;寒来暑往,乏善可陈……”与文学批评时的尖锐犀利,判若两人。


  年少曾经“周游列县”


  记者:我们都知道您是达州人,当初您是怎样走出达州的?

  
  任芙康:我从小在铁山脚下的渠钢长大。考上达一中那年,父亲工作调动,搬家进城。1969年入伍到北京。1972年上南开大学中文系。1975年毕业后在部队当文化干事。1981年转业到文学杂志做编辑,直至今日。走南闯北,履历平平;寒来暑往,乏善可陈。

  
  不过,你说的“走出达州”这几个字,倒令我心有所动。记得小时候乱翻书,记住了“周游列国”几个字,心中荡漾开来,生出人在旅途的许多想象。又居然悟得不可好高骛远,应脚踏实地,从“周游列县”起步才对。这样说,并非润饰自己少年老成,而的的确确,在19岁当兵之前,我已将当时达县专区所辖11县,县县走遍。

  
  列县皆入吾心,人便与年龄不符地自负起来,说起各县土产特产,两眼放光,如数家珍。通江县的白木耳、南江县的黑木耳,大竹县的醪糟,邻水县的豆干,平昌县的小角楼,绥定府的灯影牛肉等等,杂花生树,不一而足。另有一些内容,也是令人亢奋的话题。周游途中,如果跨出本专区地盘,稍稍多走几步,往往别有洞天。譬如开江县的柑桔林,东延几十里,便是刘伯承的开县;平昌县的石板路,西去几十里,便是朱德的仪陇县;渠县的渠江水,南流几十里,便是邓小平的广安县……少年的脚,攀过几座山,趟过几道河,竟有了成年人的心,眼睛里视之俨然的事情越来越少,误以为自己涉世宽阔而腹中充盈。

  
  但实际上,我的心思,从未“走出”过达州。在外数十载,总有异乡漂泊的感觉。孩提时代的一切,包括饮食习惯、语言习惯,甚至为人处事的思维习惯,往往影响人的一生。比如,许多年来,我始终一丝不苟地养着一坛泡菜,成为单位同事间的笑谈。又比如,我平常说普通话,但只要有对象,最地道的川话(不只发音,关键是词汇)会不假思索,张口就有。

  
  记者:您觉得自己哪一段人生经历最重要?

  
  任芙康:对于我来说,最有意义的,应是少年时的文学记忆。绥定风水奇异,盛产诗人。进中学后,读到梁上泉的《山泉集》,开始东施效颦,涂些押韵句子。十四五岁时,我写过一首诗,头几句是:“桐子花开,李子花落,我有一首春天的歌,歌子虽然唱得不好,但不唱心头不快活。”桐子、李子的花期,孰先孰后,人们多不留意。我几上凤凰山,得出准确结论后,快活无比。

  
  十六岁那年,我在城西的“云水山房”,拜见本地诗界泰斗李冰如。其时红卫兵四处抄家,满城鸡飞狗跳。我读他新写下的诗句:“一走二走三走,都未走出门口,门坎儿本不甚高,是什么将我绊倒……”恍惚觉出一位古稀老人的惶惑、无助与恐惧。这些少年时代的“文学”往事,润物无声,左右了我平日的爱好,甚至限定了我一生的职业。

  
  刊物“热衷”笔墨官司

  
  记者: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

  
  任芙康:岁月蹉跎,碌碌无为。聊以自慰的,就是以二十多年的光阴,将《文学自由谈》张罗成了小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刊物。

  
  记者:您如何看待文学批评?最喜欢哪类作者?

  
  任芙康:眼下文坛,文学名著越来越多,著名作家越来越多,文学表扬越来越多,文学批评越来越难。前三多,当然是一种虚热。依文学批评的本质,所有作家、作品,所有文学现象、文学事件,无一例外都可以成为击打的靶子。所以我多年来总是把热衷笔墨官司、张扬不同声音作为办刊的目标。

  
  一本刊物,通常由名家奠定品牌,由非名家保持锐气。所以,我最欣赏的写手,还是那些没有任何精神包袱的非名家。不论他是剥皮抽筋,还是隔靴搔痒;不论他是抱团儿策应,还是互不买账;不论他是图穷匕首见,还是温言恭俭让;不论他是正经在说话,还是故意来打岔……只要谁出语奇绝,那人便是我们喜欢的作者。

  
  有性格的作者多了,刊物自然就可爱起来。所以,作家王蒙先生曾说过一句话:“在我们的阅读中,有《文学自由谈》和没有《文学自由谈》是不一样的。”

  
  茅奖只是“附产品”

  
  记者:作为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您如何看待“时下文学不景气”的说法?

  
  任芙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部小说炸响全国、文学发烧友遍地皆是的景观,已一去不返。回归寂寥,这才正常。一个健全的社会里,只有具备文学感觉和文学冲动的人才会关注文学、纠缠文学。

  
  记者:茅奖评选过程中,评委之间会有争论吗?茅奖的启示何在?

  
  任芙康:我体会,茅奖的竞争,实际上是评委之间的博弈,但绝不是利益的搏弈,是评委的文学见解和文学标准相互较量、包容的结果。所以会有唇枪舌战,也会有握手言欢。

  
  茅奖结果公布,尽管众说纷纭,但正面效应为主,是不争的事实。凡纯粹地有志于文学的作家,从中得到的启示应该是,相对于文学写作本身,包括茅奖在内的一切文学活动,皆属于庭前的花开花落,天上的云卷云舒。惟有独自面壁伏案,才是写作者实在的本分;而外界的“承认”,顶多算附产品而已。

  
  记者:您在文坛从业多年,一定心得不少,能提供一二与大家分享吗?

  
  任芙康:文人相轻,自古皆然。但世间诸事,包括我们自己的言论、文章、声名等等,最终最终,都只是过眼云烟。积我大半生阅人体会,凡自珍自爱者,如一意孤行,必导致自恋;自恋发展,必坠入自虐。人生在世,学会莞尔,善于释然,于人于己,利莫大焉。

  
  打造巴山文坛品牌

  
  记者:您回达州的时候多不多?觉得达州变化大吗?

  
  任芙康:几乎每年回一次吧。家乡变化不小,尽管尚不到“令人惊异”的程度。但人们观念上的变化,与沿海地区,甚至与大都市基本上还是同步的。达州知名度还待宣传,可从做大某些品牌着手。比如,元九登高,别市、别省、乃至别国皆无,实属海内外的“孤本”、“绝活”;又恰逢春节、寒假期间,非常适于聚集八方人气。

  
  记者:您对打造“巴山作家群”有何建议?

  
  任芙康:每次返乡,迁居外地的不算,呼朋引类、同行同止的有陈官煊、宋小武、喻德荣、刘秀品、邹亮、刘成见、常龙云等一干文学朋友。他们出道早,成绩大,又各有自己的人脉,对达州文学的繁荣,承上启下,相辅相成,角色重要。所以,我对他们,常在钦敬之中,又满怀期待。企盼家乡的文学同道,在强调个体劳作的同时,不忽略交流文学感觉,净化文学心境,提携文学新人。假以时日,就有希望打造出具有巴山气派的文学品牌,于华夏文坛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

  
  记者:谢谢您接受本报的专访!再次表示感谢!

 

【作者:未知】【责任编辑:singc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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